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阅览下载
我的名字叫台生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著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
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著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如果你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马英九」，不要简单地以为，他大概排行老九，或者以为，他刚好出生在九龙；一九四九年流亡到这海角一隅的，有特别多心怀大志的青年人，背包行囊看起来极其轻简，却是思想的走私客──他在心里携带了万卷藏书和经国大志，对于在离乱中出生的孩子，风雨飘摇之际，特别抱著「中兴」的期待。
就以「英九」这个小孩为例，他的父亲是这么说的：「他一出生，我就希望他有九如之身，九思之德，九经九畴之志。二十五岁留美，我给他两刻印，『思如以立』，『经畴其行』。」
听不懂吧？
「九思」，出自论语，子曰，「君子有九思」；「九如」，出自诗经小雅，如山、如阜、如陵、如冈、如川，如月、如日、如南山、如松柏之茂；「九经」，出自中庸二十章，「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反正就是──很有学问啦。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很多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意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著，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著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著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烟尘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著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著的士兵也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紮著俏皮的红绳子。
沿著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尸横遍野。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著，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 一头猪
一九四三 一只鸡
一九四五 一个蛋
一九四七 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
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 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资料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城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著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了打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九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余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洲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日本战败之后，洪在明仍在长春，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他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著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有一丝的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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